本刊记者 徐明皎

随着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的回应，“预制菜进校园”纷争暂告一段落。纷争背后，公众担忧的是什么?是食品营养问题还是食品安全监管问题?

带着这些疑问，本刊记者采访了长期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的两位专家。专家对家长们的担心表示理解，并从明晰食品安全标准、推动社会共治等角度提出了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效能的建议。

预制菜进校园引发家长担忧

“家长的担忧不无道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员冀玮向记者表示。他介绍说，预制菜配送到校园，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安全;二是营养。与普通的食堂现制不同，预制菜涉及到食品生产、冷链运输等问题，家长难免会担心：营养成分是不是会有影响?安全监管能否跟得上?

冀玮表示，普通的食堂因覆盖面小，监管相对容易。而预制菜覆盖广，从生产到消费链条长，风险系数大幅增加，监管的不确定性因素相应增加。

据了解，很多学校食堂引入了家委会监督，食品安全等问题可以及时发现并纠正。预制菜进校园，家长们普遍担心“监管更难了”。

江苏师范大学食品安全与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侯博表达了相同看法。在她看来，“预制菜”之所以引起大量关注，一是与人们对食品安全性、营养性的普遍担忧有关;二是与“预制菜进校园”，消费对象扩大到了学生群体有关;三是与家长们的知情权、监督权等没有得到尊重有关。

“当家长们不了解预制食品供给方的情况，也无法参与监督预制食品安全性时，不信任和非议就会产生了。”侯博说。

侯博表示，当前预制食品缺乏统一的标准体系、认证体系、追溯体系等监管机制，使得预制食品质量参差不齐，负面新闻频发，导致了公众对预制食品的印象不佳，“不够营养”“安全性未知”“口感不好”等评价都反映了公众的担忧。

在侯博看来，预制食品的主要消费群体更应该定位为中青年消费者，而不是少年儿童，甚至是幼儿。

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预制菜进校园需要征求家长意见，对其安全风险认真斟酌。”冀玮表示。

食品安全标准有待进一步厘清

家长们不清楚预制产品的安全质量标准引起了恐慌，食品安全标准不清晰也给食品安全监管带来了困扰。

2013年，针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四个最严”要求被提出。“‘四个最严’要求的核心就是安全保障，而安全是监管的全部目标”。冀玮表示。

冀玮介绍说，食品有安全标准和质量标准之分。如：食品添加剂含量、重金属、农兽药残留等指标等属于安全标准，部分营养成分等属于质量标准。依据不同法律，违反食品安全标准必须严厉查处，违反质量标准的执法则相对柔和。

冀玮告诉记者，现行法律规定的食品安全标准脱胎于旧有的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以及相关的食用农产品标准，因此，尽管在形式上食品安全标准已经自成体系，但是在具体内容上还存在着一些与食品安全无关的规定，需要在日后的标准修订时逐步解决。

记者查询我国生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发现其中既有污染物限量、农药残留限量等安全标准，又有色泽气味、蛋白质含量等质量标准。

“食品安全标准”问世之后，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过去“标准打架”的问题，但是，还存在着诸多困惑，如概念不清，难以厘清与“质量标准”的异同等。“这些困惑不仅造成了人们对食品安全法相关制度的认识误区，而且导致食品生产经营者、管理者以及相关法律从业者陷入无所适从的窘境。”冀玮在其论文《“食品安全标准”困惑之辨析——一种〈食品安全法〉的适用困境》中表示。

冀玮建议，进一步明确食品安全标准的法定概念、内涵，明确食品安全标准与其他食品标准的界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执法监管方式。

增强多元共治主体互信

公众对大企业参与预制菜配送可能面临的监管难问题也表示了强烈担忧。

在侯博看来，社会力量本质上是食品安全的接受者和受益者，有着改善食品安全和保障自身健康的强烈动机，他们是最好的监管者，也是食品安全治理的关键要素。

共享食品安全信息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关于食品安全的信息，社会力量参与到食品安全风险共治中的程度很可能是有限的。”在侯博看来，如果食品安全系统以透明、可追溯的方式运作(建立食品可追溯体系，预制食品上印制追溯码、供餐单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信息等)，那么公众等社会力量的监管能力将会变得更加有效。

侯博还强调了多元共治主体之间增强互信的重要性。她介绍说，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是当前应对全球食品安全风险的一种倡导模式，涉及政府、行业和社会三方的合作和伙伴关系。“这种合作的成功取决于积极心理资本的构建。”她表示，如果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培育积极心理资本，多元共治主体之间就会增强互信，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将能取得巨大成功。

她建议从两个层面建构互信关系。其一，通过法律确定第三方组织、公众、行业协会和媒体等的权利边界与义务内容，创造公开、透明、规范的制度环境。比如，明确公众的权利边界与义务内容是举报、监督、参与决策和表达诉求等;行业协会的权利边界与义务内容是制定行业标准、签订自律公约、行业内监管和对企业进行教育培训等;第三方组织的权利边界与义务内容是产品质量认证、质量检测、风险评估等;媒体的权利边界与义务内容是曝光违法行为、舆论引导企业自律和对公众和企业的宣传教育等。其二，构建信息共享机制。比如食品可追溯体系，可提供透明的向前追踪和向后追溯的食品质量安全信息。